然具有的尊严,也感到一种宽容和温熙,也许我没有历史学问的背景,也就不知道什么是不能越过的界限。当他问我坊间有什么新书时,我有时会以外文系的知识,冒冒失失、糊里胡涂地带给他馆里出版的书,也买些坊间话题论著,如柏杨的书,送给他。
我回台大之后,也常与他谈到我用作教材的一些书,譬如最早先用《美丽新世界》、《一九八四》和《黑暗之心》英文本时学生的反应,谈得最多的是《寂寞的追寻》。对于追寻寂寞这种文化现象,钱先生感到相当“有趣”(他的无锡发音至今难忘)。其实,一九八三年他亲自赠我的《八十忆双亲与师友杂忆》书中,钱先生回忆他一生重要著作多在园林独处的寂寞中构思完成,尤其详述任教于抗战初迁昆明之西南联大时,在云南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中,独居小楼一年,在“寂寞不耐亦得耐”的情境下完成《国史大纲》,七十年来此书仍是许多人必读之书。只是他那种中式文人之寂寞和西方社会意义的孤独,情境大不相同。
当然,一九七五年后,钱先生面对蒋总统去世前后的种种变局。忆及抗战前后中国之动荡,以史学家的心情观察,感慨更自深沉,他一直盼望而终于失望的是一个安定的中国。《国史大纲》完成之时,昆明、重庆在日本轰炸下,前线将士血战不休,该书《引论》说:“以我国人今日之不肖,文化之堕落,而犹可以言抗战,犹可以言建国,则以我全民文化传统犹未全息绝故。”此段文章使我更具体地了解他为什么肯在蒋总统邀请下,舍香港而来台湾定居,以为可以安度余年,因为他也和那时所有中国人一样,有八年之久相信抗日救国的必要,而一九五0年后台湾仍是捍卫中国文化的地方。
我不敢进入史学范畴,但是对于文化史极有兴趣,尤其注意知识分子对政治变局国民中学国文教科书部编本,再接着是高中《中国文化史》的新编,每件事都是新闻的焦点。在那一段时期,我身兼人文社会组和教科书组主任的双重责任,随时有去住“保安大饭店”的可能,幸好生长在我那样的家庭,经历过许多大风大浪,父兄常常幽默地说,你当了这么芝麻大的官,却惹上了天天上报的麻烦,必须记住蒋总统文告里指示的,应当时时“庄敬自强”、“处变不惊”。爸爸以前曾说:“我这个女儿胆子小,经常“处变大惊”。”想不到,一九七0年代的国立编译馆竟是我的“壮胆研究所”
其实,舆论界也不是一面倒,民间希望学术中立的革新理想者人数并不少,那时的影响。大学时代《国史大纲》曾是我们的教科书,在人生许多不同阶段也曾重读。
近日知《国史大纲》在大陆又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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