喃,摒除一切不必要之物,保持永远的空虚,这就是我这一存在。我并没有消灭他者和世界,是它们消失了。一想到只有流动的大河才是真实的存在,就能明白世界也只不过是假象。就像我跟你也是假象一样。”
“可是,被损害的人会怎么样?悲惨的难民会怎么样?在古拉格群岛呻吟着的无辜囚徒又会怎么样?忍饥挨饿,下腹肿胀,在这刻遍布全世界的濒临死亡的小孩子们又怎么办?你把这些也称为命运,只是简单地用一句‘一切很好(Toutestbien)’打发过去,就承认这一切悲惨、暴力和野蛮的行为了吗?真的这样子就好了吗?”
西蒙娜竭尽全力地发问,仿佛在哀求一般,又像是被逼到悬崖边缘的人发出的哀鸣。
“原本曾是无神论者、唯物论者的你,第一次在教堂跪下时,在那神秘的瞬间,他人存在了吗,世界存在了吗?”驱反问道,仿佛穷追猛打一般。
西蒙娜面色发青,然而神色毅然,片刻之后,她用自言自语般的低声说了起来。海浪的轰鸣还在不间断地冲击我的耳膜。
“……我在巴勒斯坦难民营当了一年多的护士,之所以离去,一方面是因为我严重地弄坏了自己的身体,另一方面,我对学生时代以来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深深的疑惑和烦恼,找不到出路,陷入深刻的精神错乱和衰弱之中。在那里,有各种组织和集团,都自称他们与那些被轻蔑的人、被迫过着非人般的生活的人站在一边,对这种组织,我一直尽量抱有同情的态度,我也曾是这样的组织中的一员。可是,目睹他们得意扬扬地宣称阶级斗争、暴力革命、夺取政权时,我发现,在他们的内部深植着某种粉碎我的同情的东西。
“拿起武器,勇敢战斗的巴勒斯坦人的身姿,总是让我发自内心地感动。卑微的奴隶奋起发动的抵抗,总是比任何别的行为更显得勇敢,更能体现对人的尊严的守护。然而,就算暴力是被迫的,是被动地对来自上层的暴力的反抗,在暴力行为的深处,我还是能找到某种损毁其实行者的勇气、名誉和尊严的,或者说,某种损毁人的共感能力的邪恶的东西。当暴力已经超出孤独的抵抗者表明立场的唯一手段,被组织、动员成获取国家权力的政治机器的一部分时,我的这份感受就会膨胀到几乎绝望的程度。本来毫无疑问是为解放而实行的暴力,转眼之间就变貌成跟它所打倒的邪恶敌人同质的残忍、压制的暴力,对这一可怕的悖论,到底该如何做出解释?
“你应该听听刚才那个柬埔寨人的话。我很担心在现在的柬埔寨会不会发生更可怕的事情。要是革命的胜利只能创造出比起它打倒的敌人更残忍、更无道的新怪物,那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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